一“從阿赫瑪托娃的詩中，可以看出她為他們的會面涂上了一層神秘的、具有歷史意義和情色意味的色彩。而伯林卻為更普通平凡的需要所苦，他在那里已經待了六個小時，想去洗手間，可是又擔心這樣會破壞了如此迷人的氣氛，所以就沒敢動，吸得瑞士小雪茄的煙頭一閃一閃。”這是出自張新穎新書《不任性的靈魂》的片段，文章為《俄國之戀：以賽亞·伯林與安娜·阿赫瑪托娃》。一位是舉世聞名的英國哲學家與政治思想家，一位是“俄羅斯詩歌的月亮”。兩位年齡相差二十歲的知識分子——以賽亞·伯林三十六歲，阿赫瑪托娃五十六歲——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份的下午開始見面，所在地是阿赫瑪托娃的家——噴泉宮的一間看得見庭院的房間。房間很是簡陋，“連窗簾都沒有掛，只有一張小桌子，三四把椅子，一個沙發，火爐上方是一張阿赫瑪托娃的畫像”，仿佛專門是為會面準備的房間。兩人的會面從下午開始，“落座后的談話顯得正式、拘謹”。更大的麻煩還在后頭，兩人的會面被突如其來的闖入者打斷。首相丘吉爾的兒子蘭道夫·丘吉爾因語言不通，來找伯林，希望能得到一些翻譯上的幫助。花了數小時后，伯林重新回到噴泉宮，不料一位知識女性正在“守株待兔”。她向伯林詢問英國大學的相關事宜。待一切瑣碎事物都處理完畢，女人離開，業已深夜。兩人這才“她坐一個角落，他在另一個角落”，如同老友一般，交談起來。移居國外、身上所背負的文化使命、俄羅斯文學，以及過往的愛情……兩人無所不談。佐助談興的，僅僅是“一盤煮熟的馬鈴薯”，這是阿赫瑪托娃“唯一可吃的東西”。充滿激情的徹夜長談，等伯林與阿赫瑪托娃告別時，已經是上午十一點鐘。以賽亞·伯林之所以引用開頭的片段，完全是伯林的“更普通平凡的需要所苦”勾起我不愉快的回憶。大約是十五六年前，我坐跨省長途大巴回家，由于缺乏經驗，入座后因吃薯片等咸口零食導致喝了大量的礦泉水。汽車未行駛多久，我便為“普通平凡的需要所苦”，迫切地盼望著休息站的到來。“普通平凡的需要”，是構筑日常生活的肌理。由于太不起眼了，常常被人認為是理所當然，進而被人所忽視。在高速行駛的客車中，普通平凡的洗手間成為了特別的需求。在一般的社會里，認識新朋友后，一起聊聊天，是極為正常的事，是“普通平凡的需要”。而伯林與阿赫瑪托娃的會面，卻顯得極為莊重，富有歷史感。尤其是阿赫瑪托娃，“為他們的會面涂上了一層神秘的、具有歷史意義和情色意味的色彩”。阿赫瑪托娃為這次會面賦予任何莊嚴、鄭重的色彩都不為過……換言之，會面原該是“普通平凡的需要”，此時已然成為了彌足珍貴的特別需求。它不再構建日常生活的肌理，不再是理所當然……阿赫瑪托娃即使再樂觀，想必也為此次會面做了最壞的打算。這也就是為什么她會為這次徹夜長談賦予多重且厚重的意義。伯林之所以為“普通平凡的需要所苦”，自然是有對詩人阿赫瑪托娃尊重的因素在（應該是絕大部分），但應該也有更為隱秘的心理動機。伯林雖出生于俄羅斯，俄語嫻熟、地道，但絕大部分時間是在英國生活，且大使館工作人員的身份也給了他更多的保障。日常生活之中，許多“普通而平凡的需要”，并不會給他帶來太多的困擾。比如，他躲開秘密警察，前去與營養學教授列奧見面。“可是當伯林說一個大學教授的生活不應該這樣壞時，列奧開口問道：‘你去過佛羅倫薩嗎？你去過威尼斯嗎？’伯林點點頭，列奧則以辛辣的口吻說道：我們也想去那里。” 大多數的時候，我們都靠著“普通平凡的需要”活著。然而，在所謂的歷史大趨勢之下，個人又是極其脆弱與無助的（何止個人，連家族都是），無法掌控未來與自我的命運。因而，無常生焉。在《T.S.艾略特與中國幾代人》一文中，張新穎介紹了艾略特詩歌在中國的接受史與翻譯史。徐志摩、卞之琳、趙蘿蕤、孫大雨、穆旦、夏濟安、裘小龍等詩人與翻譯家為翻譯、推廣艾略特所做的貢獻，以及艾略特對中國新詩所產生的影響。“西方現代詩擊中了這群青年人在動蕩混亂的現實中所感受的切膚之痛，并且磨礪著他們對于當下現實的敏感，啟發著他們把壓抑著、郁積著的現實感受充分、深刻地表達出來。”趙蘿蕤其中，發生于趙蘿蕤翻譯艾略特之事，令我心生戚戚。從一九三五年試譯《荒原》的第一節開始，趙蘿蕤在此后十余年里，一直做著與之相關的工作，即使是在戰亂中，亦未停歇。趙蘿蕤翻譯《荒原》，除了推介艾略特之外，也被詩歌所蘊含的精神鼓舞。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晚，艾略特與趙蘿蕤在哈佛俱樂部共進晚餐。其間，艾略特送給趙蘿蕤兩張簽名照片以及《1909—1935詩歌集》《四個四重奏》兩本書。晚餐后，艾略特為趙蘿蕤朗誦了《四個四重奏》的片段，并希望她翻譯這首詩。這是作家與讀者的相遇，也是原作者對譯者的認可。這次短暫的相遇，是趙蘿蕤記憶深處的一抹溫柔的亮光。那時的趙蘿蕤肯定會計劃著如何盡善盡美地翻譯《四個四重奏》。然而，接下來的歲月卻是，“趙蘿蕤也不能預測的是，她‘此后度過了忙碌的與艾略特的世界毫不相干的三十多年的時光’。”輕飄飄的一句話，有著千鈞的分量與厚重的歷史滄桑。外部世界的疾風驟雨最終還是蠻橫地掃蕩而入，摧毀了堅固而井然的精神世界。“普通平凡的需要”成為奢侈品，甚至是違禁品，怎么不令人感傷落淚？二何謂“不任性的靈魂”？簡而言之，是克制的、謙遜的、中性的、平靜的自我。不任性的背面是任性。任性是不受人歡迎的品格，沒有人喜歡跟喜怒無常、情緒多變的人交往。由此觀之，“不任性”也只是個人的基本要求，似乎不值得大書特書。其實，在外部環境激烈變化的潮流中，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個體擁有“不任性的靈魂”實質上是件無比任性的事。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會陷入名利與欲望的漩渦，都會在左右搖擺的運動中迷失。為了換取利益，我們樂意向魔鬼出賣靈魂，直至墜入無底深淵。在《不任性的靈魂》中，張新穎以約瑟夫·布羅茨基與奧登的相遇為導線——“取悅一個影子”——闡釋了何為“不任性的靈魂”。不過，文章主要所說的，“還不是布羅茨基眼中的奧登”，而是奧登眼中的歌德。布羅茨基理解奧登，奧登理解歌德，后輩追隨著前輩的光影，往前奮進。其目的并非是超越——“如果可能，成為一個大西洋的小歌德”（奧登的愿望）——亦非真的成為誰的影子，而是在追隨的過程中，豐盈與充沛自我，鍛造“偉大的心靈”。歌德以《少年維特的煩惱》贏得大名后，人生陷入了危機。他選擇度過危機的方法，并沒有任性地、充滿激情地摧毀日常，而是“選擇到魏瑪宮廷里做公務員”。古往今來，無論中外，天才都是有任性的豁免權的。天才用任性的自我去破壞與摧毀某些習以為常的價值與秩序時，我們往往會投之寬容，甚至是慫恿與鼓勵的微笑。公務員的工作，是瑣碎的，甚至是無聊的。公務員將精力放置在文山會海中，放置在平衡各方利益上。優秀的公務員，必然是謹小慎微的、和光同塵的，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在龐大的官僚體系中生存下來。 在公務員這份職業上，歌德“此后不斷升職，成為重要的大臣”。歌德仍是歷史罕見的天才，但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中，卻把自己放置在凡人的位置上。他是蕓蕓眾生的一員，而非在上空俯視的天才。由是，“從以自我為中心的情緒、感情的控制下解脫出來，學會克制，也即意味著學習把它放置在適當的位置上，放置到眾多的人事之中，放到世界之中。這個時候，才可能看到世界。”康德起床、喝咖啡、寫作、講課、散步都有固定的時間。當康德出現在公園的小路上時，附近的居民便知道是下午三點半。一年四季，風雨無阻。這個故事之所以迷人，其魅力并不是來源于康德如同時鐘一般的規律，而是視覺化了內心秩序儼然之人的生活。換言之，它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擁有穩固的內心秩序之人是如何生活的。“普通平凡的需要”不再是簡單的生存需要，而是與精神生活高度契合。從這個角度，再回過頭來看阿赫瑪托娃與伯林的會面，便能知道詩人的“普通平凡的需要”與精神世界是背道而馳的。其實，《不任性的靈魂》一書的內在精神，是與《沈從文的后半生》一脈相承的：當外部世界分崩離析時，我們應當如何重建內心的秩序？個體在時代潮流中，如何保持清醒、獨立的自我？我們的精神世界，如何抵御外部世界的疾風驟雨？張新穎信任閱讀的力量，信任偉大心靈與作品的價值，“如果一個人想用很小的空間，來最大限度地容納悠久的人類精神的歷史，他有一個比屋子更好的放書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他自己的精神和心靈空間。”“因為讀書，一個人的心靈空間開始擴大，但是不要指望一下子就擴得很大，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每走一步，都會帶來不同的感受，每達到一個目標，都會處在不同的境界。”（《讀書這么好的事》，張新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8）順便說一句，在小引中，張新穎談起本書的誕生，乃是編輯李偉長某次深夜用賓館的信箋，“憑記憶寫下我的一些文章，排列成一本書的目錄，拍照發給我。”此間的情誼，超越了普通編輯與作家。而李偉長的隨筆集《未被摧毀的生活》，書名則來自張新穎的短詩《清單》。其封面圖片是《炸彈下的圖書館》，男子站在廢墟中，雙手插兜，腰桿挺直，望著眼前的圖書館。市民們站在廢墟中閱讀書籍。那是為數不多沒被炸彈摧毀的建筑物。照片拍攝于1941年，其時二戰激戰正酣，倫敦遭到德國空軍的空襲。兩本隨筆集之間的內在精神，有仿佛之處，便是信任閱讀的力量。擁有圖書，便能在廢墟中重建內心的秩序，修復精神世界，重構日常生活。